案閱讀計劃處裏貯放的文書宗卷。可以用“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一語帶過。可令我無法安然的是，李綬武究竟在這“南昌行營”裏待了多久？如果比對其他史料加以推算，我們僅能猜測：居翼和邢福雙二人匆匆上路、趕赴南京，從十幾個化裝成印度阿三的敘利亞籍刺客手中救下“老頭子”一條偉大的性命的同時，李綬武已經暗中為賀衷寒所吸收，成為他個人或者是“三民主義力行社”轄下第一個收攬人才單位——“覆興社”——的一分子。那身衣裝應該就是該社公務人員所穿的一種非定例的制服，是以才有“藍衣社”的諢號。接下來發生的事，應該就是山東泰安九丈溝的一節。在彭師母還叫兒的時候，年僅五歲的光頭大俠歐陽昆侖手刃邢福雙的段落。

我在陳述這個段落的時候曾經留下了幾個懸而未解的頭緒。比方說，李綬武原本要將邢福雙轉薦於老漕幫萬硯方門下避禍而托之代呈書信一封，可憾那邢福雙陰險成性、殺心突起，卻被歐陽昆侖出手格斃在“高人碼頭”坡頂。然而那封書信的下落如何？李綬武的去處又如何？此外，在試圖說服邢福雙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時候，李綬武曾經出示過一疊砍下來的人頭的照片，這些照片除了持之以儆醒邢福雙之外，是否原有其他的用途？更關鍵的一個疑問是：李綬武如何說服賀衷寒等人縱之遠赴山東泰安而趕上了那“高人碼頭”上的一場廝殺？質言之，李綬武之入社若不僅僅是權宜之計，而是在飽讀汗牛充棟的秘密檔案之後對於國民政府成立以來諸般幕後操作產生了鉆研窮究的興趣，則取信於“力行社”核心幹部、當上了“覆興社”新編成員的這個過程便不只是某種求生茍活的手段，而是出於自發自主的企圖了。

我僅僅能依據孫小六的敘述和平日從閑書中讀來的材料研判：這裏面的機關十分覆雜，或許李綬武的目的既是探玩“武藏十要”的真偽，也是毀棄這一部極可能成為特務血腥手段幫兇的魔法。或許李綬武在取得賀衷寒等人的信任的同時自己也成為另一個死心塌地的革命同志兼神秘莫測的諜報人員。或許他已經進一步窺看出這批高高在上、掌控龐大資源的黨國元老背後還有更強更大更恐怖的勢力。只不過在一九八二八三年間，我所能知道和懷疑的都過於簡略。

如果將彭師母年幼時所親歷的那一場驚心動魄的惡鬥和孫小六得自“面具爺爺”李綬武的遭遇拼湊起來，還是那個並不顯眼而極易被忽略的細節其實十分可疑：那就是李綬武千裏迢迢追蹤居、邢二人到山東泰安去的時候，口袋裏放置著一疊詭異的照片——那些照片上是一顆一顆和身體分了家的人頭，人頭旁邊（可能是以一種類似毫芒雕刻的手法鏤寫在小小的底片上以後，經放大而顯現）還註明了死者的姓名和年月日般的數字符號。我盡可以揣測，那一疊照片原先可能就存放在“南昌行營”計劃處的書架上某個檔案夾裏，然而無論如何我卻無從得知，李綬武隨身攜帶著一疊可怕的照片是何用意。它們是某種考古材料嗎？是歷史文獻嗎？抑或是同那封要交給萬硯方的信有關的影像訊息呢？

坦白說，我在這個小小的疑問上卡住了。幾乎就要組合起來的拼圖板忽然失去了和其他線索之間的聯系。如今回想起來，我可以斷然地說，倘若高陽於一九九二年遺贈予我的七本書和一疊筆記早在十年前就出現在龍潭美滿新城一巷七號的破宅子裏，或許我立刻便能掌握住一連串看似彼此全無牽涉之事的關系，從而解開所有割裂之後的事實背後所隱藏的謎團。可是——我被一大堆捏造出來的碩士論文參考資料包圍著的那個冬天和春天裏，根本無法判斷，自己的人生究竟走上了一條什麽樣的岔路？遇上了一群什麽樣的怪人？我還有什麽樣的機會去認識這個世界？以及我自覺認識了的世界的背後還有些什麽樣的力量在操控和推動著？

我只不過確然體會到“背後”有著什麽的那種滋味。

讓我依隨著原先拼圖的時序，將那個後來成為資政的李綬武暫且卡在一疊用意不明的照片上，然後學小五那樣，從另一個方向來觀看、接近並進入孫小六和我在逃離背後那些惡靈時所寄居過的美滿新城一巷七號。

可以想像得出，當孫小六用佛手瓜和姑婆芋的種子布下一個地遁陣之後的那個星期六，站在正對面茶園中央可稱之為“產業道路”上的小五一定曾經短暫地猶豫了一陣——因為在那一刻，她極有可能像拼圖板上失去了左鄰右舍的小圖塊一樣迷惘。

那天她手裏捧著兩盆植物——一盆小蝦花、一盆夕顏——背包裏是一大堆泡面、罐頭、醬瓜、肉脯之類的食物。就像之前以及之後的許多次一樣，她總是小心翼翼地轉搭無數班客運車，有的時候還故意在龍潭和關西或龍潭和大溪之間來回搭坐好幾趟，直到百分之百確認同車乘客皆非跟蹤盯梢之輩，才肯下車，再走上幾百公尺，穿越整甲的茶園，來到這破宅子。

而我總會想像那一個特別的星期六午後特別的一刻，滿頭大汗的小五站在茶園中間，忽然發現那破宅子不見了，滿眼但見蒼蒼郁郁的佛手瓜、龍須菜和巨大的姑婆芋葉扇。她也許會“呀！”的驚叫出聲，也許會懷疑自己下錯了客運車站而走進了另一片茶園，也許會忽然忘記自己要到什麽地方去、或者身在何處。總之，這是一連串令我十分著迷的想像。

關於小五是否真的產生過我所想像出來的那種暫時性的迷失感，我從未求證過。我只記得，擺下地遁陣之後，孫小六有事沒事就會沿著二樓後陽臺側墻的鋼筋梯登上樓頂，趴在隔熱用的石綿磚上朝茶園的方向眺——有如古代藏身於刁鬥之中的衛卒那樣——看看小五來送口糧了沒有。是以小五來的那天所發生的事很簡單，孫小六遠遠地發現了站在茶園中東張西望的小五，便飛身下樓，連打幾個縱躍，有如一條獵兔的雪達犬那樣欺近小五面前，再往四下裏打量了一陣，確認並無外人，就把她接進屋來了。

可是我卻寧願執意去揣摩當時站在茶園之中突然感到世界極其陌生的小五的心情。無論在當時抑或日後——甚至到我當兵服役期間——不下數十百次之多，我總會不期而然想到手捧盆栽、渾身是汗、佇立在陣陣寒風之中的小五曾經十分短暫地和全世界失去聯系的那個片段。在那片刻之間，她突然和自己的來處和去處同時斷離了，她會驚懼、畏恐、惶惑嗎？像一個玩著躲迷藏游戲的孩子（因為躲藏得太深沈、太嚴密也太專註的緣故）而竟至在沒有任何人能夠發現的角落裏忽然忘記自己正努力從事著的游戲。

那一天，小五帶來了應該說是令人欣慰的好消息——徐老三找著一家背景牢靠的打字印刷公司，可以在最短期限之內幫我把論文打印成冊，裝幀完好。人家甚至還願意把所裏規定必需繳交的十四套論文專程送到學校去。這整個過程之中唯一的麻煩是沒有人能夠替我幹校對。印刷公司的人說得妙：印這種學術性的東西絕對不要接手校對工作。因為你給他校出來的錯字可能沒有錯，他真正寫錯的你又校不出來。要校一定要作者自己校，不然印好了上門來吵吵鬧鬧要重印，賠幾輩子都賠不完。

可是徐老三卻認為：一部要寫好幾十萬字的東西來來回回在路上跑是極其危險的事。萬一托帶的人一個不留神、讓人窺知形跡，遲早還是要暴露行藏的。於是徐老三擅自替我作成決定：打好了字就付印、印足了頁就裝幀，這叫幹凈利落。小五轉述徐老三安慰我的話是這麽說的：“就算有幾個錯字好了，認不出來的，活該認不出來；認出來的一定知道對的字怎麽寫，你費那麽些事幹嗎？”之所以插敘打印論文的這段枝節，乃是基於學院中責任倫理之故。我必須非常明確地宣示：一九八三年六月付印的那本《西漢文學環境》之所以堆疊著那麽些可以用“綿延近寸”形容之的錯別字，完全是因為情治單位正在指使幫派分子追捕（或追殺）我的緣故。

老實說，我根本已經不會在乎什麽錯別字不錯別字的問題了。對當時的我而言，那部論文只是另一個躲迷藏的游戲。我其實並不關心它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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